#原创研究

一项针对研发及CMC专业人士的调查显示，90.9%的受访者曾因难以实现≤3 mL的皮下注射容量而放弃或降低生物制剂优先级。受访者估计32.4%的相关生物制剂被放弃，28.9%被降低优先级，主要受限于大体积制剂经验不足及患者偏好。该研究指出，对皮下注射容量限制的误解可能导致可行资产的开发受阻。

美国心脏协会（AHA）科学会议上展示了三项关于卒中或2型糖尿病人群降压治疗的研究。REDUCE试验（以摘要形式呈现，未发表）显示，卒中后早期使用螺内酯有助于更多患者将血压降至130/80 mm Hg以下。

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Perlmutter癌症中心的研究团队在《Nature Cell Biology》发表研究，发现染色体上特定位置的复制叉不稳定是驱动PARP抑制剂细胞毒性的关键因素。

【讨论】【介绍】本文为BMS临床药理学团队发表的观点文章，探讨小分子抗肿瘤药物临床药理学（CP）研究中如何选择健康受试者或患者。CP研究（如DDI、食物效应、生物利用度、肝肾功能损害、物质平衡）通常在健康受试者中进行，因合并用药少、变异小、入组快、成本更低。作者梳理了毒理、遗传毒性、表观遗传机制、非临床与临床安全性的考量，并回顾了FDA在2020–2025年批准的53个小分子抗肿瘤药物。【观点】结果显示85%（45/53）的药物至少有一项专门CP研究在健康受试者中开展，且均纳入男性，29%同时纳入女性。遗传毒性阳性（如inavolisib、treosulfan、niraparib）或表观遗传作用机制的药物多在患者中评估，但并非绝对排除标准——如decitabine、vorasidenib等在暴露余量和可逆性毒性充分时仍在健康受试者中进行。雄性生殖毒性在暴露倍数≤1.0的21个药物中，因CP研究为单剂量给药，17个仍纳入健康男性。文章还给出repotrectinib（PBPK模型支持缩短多剂量DDI研究至7天）和BMS-986205（代谢物暴露低于ICH M7(R2)限值）两个由患者转为健康受试者的案例。作者强调受试者选择无统一模式，应综合作用机制、遗传毒性、毒性可逆性、暴露余量及给药剂量与周期权衡，数据不足时应与监管机构沟通，并对健康受试者加强安全监测。【适合】从事肿瘤药临床药理学研究设计、注册策略及监管审评的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