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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研发及CMC专业人士的调查显示，90.9%的受访者曾因难以实现≤3 mL的皮下注射容量而放弃或降低生物制剂优先级。受访者估计32.4%的相关生物制剂被放弃，28.9%被降低优先级，主要受限于大体积制剂经验不足及患者偏好。该研究指出，对皮下注射容量限制的误解可能导致可行资产的开发受阻。

【介绍】本文基于PMDA（日本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细胞·组织制品部门和监管科学研究部门的最新倡议，概述了针对活体生物治疗制品、粪菌移植及噬菌体治疗药物的监管科学框架。【观点】作者指出，PMDA针对微生物群药物采取了一种以对话为驱动的监管方式，通过与开发者的持续沟通解决这类新型药物在质量和评价上的复杂性。文章将此策略与美国FDA和欧洲EMA不断演进的监管框架进行了比较，揭示各地区在监管路径上的异同与互补性。【讨论】作者强调，微生物群药物作为新兴治疗类别，其监管开发和国际协调仍是当务之急，未来需要明确优先事项、促进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趋同，以支持该领域产品的全球开发与审评。文章适合从事细胞治疗、微生物组产品研发及药品注册事务的专业人员阅读。

GEN 举办网络研讨会，探讨利用超高灵敏度多重蛋白质组学测量衰老速度及干预效果。Michael Corley 将分享司美格鲁肽随机试验中蛋白质组与表观遗传学发现，并介绍 XPRIZE Healthspan 生物库。Xiao-Jun Ma 将展示基于三个队列识别的蛋白质模块，该时钟可追踪生物衰老并与 DNA 甲基化时钟对比。

【介绍】本文是礼来150周年特刊综述，系统阐述生物检定主题专家（SME）在化学、制造和控制（CM&C）组织中的角色，覆盖从发现阶段到商业化的效价方法开发、转移、分期合格/验证、批放行、稳定性、可比性及注册申报。随着双抗、ADC、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复杂模式的出现，效价控制策略已从简单结合试验演进为多属性、正交检测矩阵，SME参与度持续升高。【观点】文章强调，效价方法须具备生物学意义、技术稳健和统计合理，例如仅测表面结合的细胞化检定并不必然更有意义，需捕捉下游信号或功能响应；细胞基检定的可重复性难点在于活细胞体系带来的额外变异（传代稳定性、细胞活性、血清批间差异），而非验证参数本身不同。文中以ADC效价检定细胞系选择为例，说明需区分完整ADC与游离毒素的活性贡献；糖型、聚集体和宿主细胞蛋白残留等工艺因素也会干扰效价解读。作者主张早期发现与CM&C生物学家协同、借助Ishikawa图与DOE确定方法可运行设计区域，并按ICH Q2(R2)、Q14、Q9(R1)框架实施分期验证——早期可用60–140%相对效价的宽限度，后期收紧至80–120%。【讨论】核心挑战包括检定变异性的管理及跨分析、注册、质量职能的有效领导；随着生物药模式多样化，跨学科生物检定SME培养将成为合规效价策略的关键支撑。疫苗效价评估因机制与监管框架不同，不在本文范围之内。【适合】从事生物药分析开发、QC、注册事务的读者。

【讨论】【介绍】本文为BMS临床药理学团队发表的观点文章，探讨小分子抗肿瘤药物临床药理学（CP）研究中如何选择健康受试者或患者。CP研究（如DDI、食物效应、生物利用度、肝肾功能损害、物质平衡）通常在健康受试者中进行，因合并用药少、变异小、入组快、成本更低。作者梳理了毒理、遗传毒性、表观遗传机制、非临床与临床安全性的考量，并回顾了FDA在2020–2025年批准的53个小分子抗肿瘤药物。【观点】结果显示85%（45/53）的药物至少有一项专门CP研究在健康受试者中开展，且均纳入男性，29%同时纳入女性。遗传毒性阳性（如inavolisib、treosulfan、niraparib）或表观遗传作用机制的药物多在患者中评估，但并非绝对排除标准——如decitabine、vorasidenib等在暴露余量和可逆性毒性充分时仍在健康受试者中进行。雄性生殖毒性在暴露倍数≤1.0的21个药物中，因CP研究为单剂量给药，17个仍纳入健康男性。文章还给出repotrectinib（PBPK模型支持缩短多剂量DDI研究至7天）和BMS-986205（代谢物暴露低于ICH M7(R2)限值）两个由患者转为健康受试者的案例。作者强调受试者选择无统一模式，应综合作用机制、遗传毒性、毒性可逆性、暴露余量及给药剂量与周期权衡，数据不足时应与监管机构沟通，并对健康受试者加强安全监测。【适合】从事肿瘤药临床药理学研究设计、注册策略及监管审评的专业人士。

【介绍】多发性硬化症（MS）多发于育龄女性，疾病修正治疗（DMT）在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安全性信息在上市许可时通常有限。EMA/PRAC通常要求通过风险管理计划（RMP）中的附加药物警戒活动在上市后收集相关数据。本研究系统回顾了2006–2023年间欧盟集中批准的17个MS治疗药物的RMP，描述附加药物警戒活动的类型、数据来源、实施状况、样本量与入组速度，数据截止为2024年9月9日。【观点】15份RMP均包含妊娠相关安全性关注（潜在风险或信息缺失），共21项附加药物警戒活动，以队列型研究为主（12项非干预性队列研究），另有5项通过结构化随访问卷对妊娠病例进行强化随访；无专门针对哺乳期的附加活动。已启动的13项活动中，3项完成、7项进行中、3项因入组缓慢而提前终止，且终止者均依赖原始数据收集。完成研究入组速度略快于计划（中位入组率比1.1），终止研究仅为计划的0.2倍；原始数据收集入组最慢（中位8.0人/年），病例随访最快（76.3人/年），二次利用医保理赔/登记数据居中。【讨论】研究显示，多数活动在上市后5年内仍处进行状态，计划周期长达10年或更久，提示产品生命周期早期妊娠安全性数据稀缺。被终止的研究多针对不建议妊娠期使用或建议避孕的产品，暴露妊娠罕见时难以达到入组目标。作者认为，即使完成的研究样本量（中位355例妊娠）也可能不足以检出罕见风险。建议在RMP规划中对妊娠和哺乳分别设计针对性措施，并整合多种真实世界数据来源——原始数据收集、电子健康记录二次利用和病例报告分析——同时开展产品特异性可行性评估（考虑禁忌、妊娠期警示、暴露妊娠数量等），以克服入组困难、更及时地生成妊娠期和哺乳期安全性证据。【适合】从事药物警戒、风险管理计划制定及上市后安全性研究的制药企业和监管机构人员。

【介绍】2026年1月，欧盟委员会批准非营利机构Fondazione Telethon开发的基因治疗药物Waskyra（etuvetidigene autotemcel，etu-cel），用于6个月及以上、存在WAS基因突变、适合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无合适HLA匹配同胞供者的WAS患者。该产品为自体CD34+细胞，经第三代自失活慢病毒载体体外转导，将纠正的WAS基因导入患者造血干/祖细胞。【讨论】EMA的CAT和CHMP评估显示：质量方面提交了完整的生产工艺、可比性和稳定性资料，以一组检测（活力、载体拷贝数、转导效率、克隆形成能力、转基因表达）替代难以实现的功能性效价试验，未发现重大质量问题；非临床研究在两种小鼠模型中证实WASP表达恢复、多系造血重建，未见致瘤性证据；临床项目共纳入27例患者（1–35岁），所有可评估患者均实现植活并长期维持，WASP表达血小板比例从14%升至77%，重度感染和出血事件分别降低约92%和90%，住院率下降96%，总生存率96%，未见与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基于载体整合特性，持证商须开展15年随访及40例注册登记的前瞻性上市后安全性研究。【观点】etu-cel是罕见病基因治疗成功开发的范例：孤儿药认定、儿科研究计划、科学建议/协议援助等监管路径的综合运用，加上早期与EMA互动，使非营利机构能从实验室研究走到欧盟获批，并实现FDA与EMA的首次平行非营利申报。对于开发先进治疗 medicinal products（ATMP）的中小企业和学术机构，EMA的现有支持机制（SME支持、学术与非营利开发者试点）至关重要，并已纳入新药品立法。剩余挑战包括生产复杂性、插入突变长期监测和超罕见病上市后证据生成，值得后续开发者重视。【适合】从事基因治疗、ATMP监管事务及罕见病药物开发的专业人士阅读。

【介绍】CMC上市后变更（PAC）对支持持续制造创新、提升分析技术和保障全球药品供应至关重要，但各地区申报类别、数据要求和审评时限的差异导致申报复杂、审批延迟和供应中断风险。监管依赖是指一国监管机构参考并采信另一可信赖监管机构的评估与决定，以加速自身审评。EFPIA组建跨企业工作组，开展了11项行业主导的CMC PAC依赖试点，多数以EMA为参考监管机构（RRA），聚焦重大/中等变更（EU Type II/IB），产品以生物药和疫苗为主。【观点】结果显示：105家受邀依赖机构（NRA）中68%参与了至少一项试点，平均参与率54%；每家NRA平均提问数0.5–3.67个，52%的NRA未提任何审评问题；在已获全部批准的4项试点中，全部获批时间较传统路径缩短12%–80%。6个月目标时限下74%的NRA在目标期内获批，而90天时限仅有17%达标，故建议重大/中等变更采用6个月目标时限，并提前4–6个月启动与NRA的沟通。拒绝参与的主要原因包括本地路径更快、资源受限、政府/机构变动及法律框架限制，其中“本地更快”与文献结论相悖，提示需加强对依赖机制的培训。【讨论】试点表明依赖路径兼具效率与监管主权保留的优势：依赖机构采信RRA评估报告但仍独立作出最终决定。标准化申报资料（含EU核心包、非公开评估报告、RRA问答汇总等）是关键成功因素，多数试点实现了资料一致并协调了CTD Module 1要求。数字平台（云端/SharePoint）在获提供的NRA中被过半采用，有助于信息共享。局限性包括RRA参与资源负担（EMA难以长期全面支持）、缺乏统一NRA联络点、部分依赖机构无响应等。未来试点拟扩展至小型变更、其他产品模式和参考监管机构，推动依赖成为全球CMC PAC管理的常规选项。【适合】从事全球CMC注册事务、上市后变更策略及国际监管协作的制药企业与监管机构人员。

【介绍】这篇NEJM AI政策评述指出，自1938年以来动物实验一直是药物安全性评价的标准，但约90%进入I期临床试验的药物最终未能获批，重要原因在于动物模型不能充分预测人体生理反应，并推高了研发时间与成本。FDA Modernization Act 2.0（2022）已明确药物批准不以动物实验为前提，2025年4月FDA发布《减少临床前安全性研究中动物实验路线图》，计划三年内率先对单抗药物逐步取消动物实验（包括通常不再需要食蟹猴6个月重复给药研究），五年内使整合性NAM（新方法学）组合成为默认申报标准。NIH则宣布不再发布仅针对动物模型的资助公告，并设立替代方法研究、验证与应用办公室，协调27个研究所的NAM工作。【讨论】文章系统梳理了NAM的主要类别：基于生理的药代动力学建模（已被辉瑞、强生、阿斯利康用于支持FDA说明书）、定量系统药理学、机器学习毒性预测模型，以及类器官和器官芯片等复杂体外系统——后者对人体药物反应的保真度可达到甚至超过传统动物实验。验证是监管采纳的核心，须明确使用情境、证明生物学相关性、完成室内重复性与实验室间可转移性评估，并界定适用域；文中列举了EpiOcular/EpiDerm皮肤眼刺激替代试验（准确率超80%、灵敏度96%）、皮肤致敏定义方法、遗传毒性分级检测策略，以及FDA已默认接受NAM数据的终点（心血管安全药理、发育毒性、免疫毒性等）等实例。FDA还利用内部监管文件在高安全GovCloud环境中训练大语言模型与机器学习平台，追踪NAM数据接受情况。【观点】作者认为替代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已能提供比动物数据更具人体相关性的信息，关键障碍在于方法验证速度滞后于技术发展，以及监管框架整合。文中对研究者、产业界与监管机构分别给出短期与长期建议：研究者应与现有动物和人体数据共同设计验证研究并发布FAIR数据集；企业应在早期研发嵌入NAM数据并与FDA直接沟通、组建共享数据联盟；监管机构应更新指南、对含NAM数据的申报加速审评、建立内部AI建模项目并发布成功豁免动物实验的案例研究。【适合】从事非临床安全性评价、NAM开发与验证及注册策略的制药研发和监管事务人员。